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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官方的邮驿
发布人:河南交通网  来源:本站   发布时间:2018/3/11 

在远古时候,我们的祖先在没有发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,就已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呼叫、打手势,或采取以物示意的办法来相互传递一些简单的信息了。远古传说中说,尧帝为了鼓励人民提意见,曾设置了木鼓。谁有建议或不满,可以击鼓示意。这种方式与至今尚在非洲大陆流行的“鼓邮”颇为相似,那里鼓手能在两面或多面鼓上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和节奏,表达不同的语言,以传递信息。可以推断,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,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。

  到了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后,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了奴隶制社会。人们的通信活动比以前大大复杂化了。国家组织人们治理洪水,需要完善的通信组织系统。政府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管理,也需要较为严密的通信联络网。夏朝设立了“牧正”、“庖正”和“车正”等与交通有关的官吏,交通道路及其设施也增多了,通信自然比以前大大方便了。据甲骨文记载,到商朝纣王在位时,已经普遍利用了音传通信的手段。至于“声光”通信,古代传说中有一段关于商纣王使用烽火的记载,把我国早期的“声光”通信,提前到大约3000年以前,这个时间比后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还要早400多年。

  到西周时候,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。各种不同的传递方式有了不同的名称。比如:以车传递称作“传”,这是一种轻车快传;还有一种车传称为“驲”。主要在边境上传书的机构,人们叫它为“邮”。另有一种叫做“徒”的,则为急行步传,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,有点类似古希腊马拉松的菲迪皮茨。大体上,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,一般为车传。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,沿途设置了休息站,叫做“委”、“馆”或“市”,并有一整套管理制度。从史料上看,西周的通信邮驿,效率是很高的。当时周公被封于鲁,姜尚封于齐。姜尚到齐后不讲政策,滥杀了当地两个贤士。周公闻听此事后,立刻乘“急传”赶到齐都临淄,制止了姜尚的专断行为。“急传”能如此迅速地赶到,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。

  西周时军事上的烽火通信,已经成为正式制度。当时在边境和通往边境的道路上,每隔一定的距离,就筑有一座烽火台。烽火台派戍卒守卫,遇到敌人入侵时,便一个接一个地点燃烽火报警。各路诸侯见到烽火,马上率军前来御敌。相传昏庸的周幽王为了逗他的宠妃褒姒发笑,竟无缘无故地下令燃起烽火欺骗各路诸侯。后来果真有敌兵入侵,诸侯看到烽火不再相信,也就没有出兵。结果周幽王被外敌杀死,西周王朝也灭亡了。这个故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已具相当规模了。

  西周以后,历代王朝都沿袭了这种烽火报警的方法。在两汉时期,从河西四郡(今甘肃武威、张掖、酒泉和敦煌),一直到盐泽(今新疆东部罗布泊),都有烽火台设置,而且规模很大,据说是“五里一燧,十里一墩,三十里一堡,百里一城寨”。举放烽火的方法昼夜也不相同,白天举烟,夜晚点火。此外,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来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,例如敌人在500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,500人以上的放两道烽火,等等。这种有组织的通信方法,对防守边疆,抵御敌人,曾起过一定的作用。利用烽火进行通信的方法,直到明、清时期,许多地方还在使用。但是,烽火报警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。用烽火传递军情,固然很快,但它不能把详细的敌情从边疆报送上来,更不能把上面的命令传达下去。所以,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、军事的需要,逐步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严密的邮驿制度。

  春秋战国时期,随着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进步,邮驿通信逐渐完备起来。春秋时期邮驿制度发展的重要标志,就是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。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。单骑快马通信最早见于《左传》记载的郑国相国子产的故事。接力传递最初记载也见于《左传》。接力运输和传递信件方式,自然要比单程车传递要快得多。不过上述两种先进的邮传方法,春秋中期以前还仅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,到了春秋晚期才逐渐普及。当时大部分场合,还用传统的通信手段——“传车”和“驲”。“传车”即前面已说过的车传通信。“驲”是一种高级急行车,一般高级人物办急事时使用。比如,齐国大臣晏子出奔,使齐国国君十分震惊,立即乘上“驲”去追赶,终于在边境上把这位贤臣请回。当时的邮传是很快的,孔子曾说:“德之流行,速于置邮而传命。”虽说是指德行广泛传播快于邮传,但还是把邮传作为速度快的参照物。战国时期,邮驿通信事业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。那时候,纸张尚未发明,而商朝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,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。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,西周开始出现。战国时期,大凡日常公文、官吏奏报、官方通信、说客上书,全用简牍。短信一般字面向内,捆上加封;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,卷成一卷,外面加封。符信是通信的信物,即通行的凭证,有符有节。节是身份证明,供使者在路途中使用。持有此节者,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传舍供给。符与节略有不同,大半是军事凭信,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。战国有一个“窃符救赵”的故事。说的是战国末年,秦国重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,赵国平原君写信给魏国信陵君求救,信陵君几次请求他的胞兄魏安釐〔xi西〕王出兵,都未得到允许。信陵君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的合作,盗出虎符,率领八万精兵救了邯郸之围。这一虎符便是当时调兵的凭证。这是战国时期调兵遣将的信物,必须由通信使者持虎符的一半去和军事将领手中的另一半合符,命令才能生效。

  秦王朝是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时代的开始。秦始皇所制定的统一文字、度量衡、车轨、道路等制度,对我国后代有深远影响。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,秦朝也有不世之功。秦朝的邮驿统一了称呼,把“遽〔ju巨〕”、“驲”、“置”等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规定为“邮”。从此,“邮”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。在邮传方式上,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递文书的办法,由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,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递下去。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及时、迅速而准确地到达,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。秦朝的《行书律》规定:文书可分为两大类,一类为急行文书,另一类是普通文书。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,必须立即传达,不能有片刻稽留。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,不许积压。律文中说:“行命书及书署急者,辄行之;不急者,日毕,不敢留。留者以律论之。”意为:诏书和注明为急文书者,要立刻送出;不急的文书,也要当日事当日毕,不许耽搁。有耽误的以法律处置。秦朝的通信干线贯通东西南北,邮驿制度也比较规范。这种有效的通信系统,起着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。中央政府可以源源不断接到各地方的情况通报。由于政府规定了地方向上汇报请示必须以书面形式,秦始皇每天要批阅的奏章所使用的竹木简片竟重达120斤。秦政府还通过这些通信系统,及时了解边防和民间的动态,采取果断的对策和措施。

  汉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时奠定了基础。在邮驿制度方面也是一样,但汉时又比秦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两汉政府同秦朝政府一样,十分重视邮传的建设。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,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相关的。比如,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,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管理。大鸿胪,兼管邮使的接待。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,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。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,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“公车司马令”,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,所以又叫“公车上书”。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人的“公车上书”,即得名于此。汉朝地方上的邮驿管理,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。邮驿系统由州、郡、县三级管理。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“督邮”。“三国志”中记载了张飞愤怒鞭打督邮就是打的这种官。同秦朝相比,汉代邮传制度的最大进步就是驿和邮的分流。以骑马为主的信递方式,便以“驿”正式命名。那些短途的以步行为主“递送文书”者,便以“邮”正式命名。管理长途传递信件文书的设施,叫“驿置”,即后来的“驿站”。管理短途步行投递书信的机构,叫“邮亭”。那个时期,在由京城通往边境的千里驿道上,每隔30里设一个“驿站”,每隔10里设一个“邮亭”。驿站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官方住宿设施。当驿站初创之际,接待对象只是信吏和邮卒。秦汉以后,驿站的任务扩大,不仅是信吏的馆舍,而且也是兼管过往官员吃住的处所了。当时,驿道上尘土飞扬,驿站中人欢马叫。1972年,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,画着一个驿使,骑在飞奔的红鬃马上,一手持缰,一手举着文书,生动地再现了古代邮驿的实况。汉朝的官邮制度很严格。邮亭或驿站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,称为“邮书簿”。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,他们要头戴红头巾,臂着红色套袖,身背赤白囊,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,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识。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,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,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,步行较慢,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。据史载,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,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测示地震的候风地动仪。当有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龙头的含珠掉落到蛤蟆嘴中时,洛阳城许多人还不相信会发生地震。过了几天,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,证实他们那里发生了地震。这一事例,足以证明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善,传达信息迅速而且准确。

  三国时期,曹魏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制定《邮驿令》。这是在魏文帝(公元220年—226年在位)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。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,“遣使于四方”的传舍规定,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。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邮驿法,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蜀汉的刘备和丞相诸葛亮在开辟发展四川邮驿事业上,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东吴邮驿,创造了水驿的独特形式,开辟了水上邮路。三国时期,除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铜符和竹符之外,曹魏统治的地区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通信符号:信幡。信幡是一种用各种不同图案和颜色制成的旗帜。这时期由于纸已经发明,纸使用起来既轻便又价廉,还便于书写,于是纸诏逐渐代替简书,这是邮传发展史上的新生事物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。自东晋十六国到北朝止,北方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。他们或偏居边陲一方,或几至统一整个北方。这些民族政权也很重视邮驿事业,它们对北方的邮驿事业的发展,都起到过重要作用。

 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。那时的邮驿盛极一时,空前繁荣。隋唐邮传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。隋唐继续执行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,“驿”代替了以往所有的“邮”、“亭”、“传”。驿的任务包罗万象,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,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,还兼管迎送官员,怀柔少数民族,平息叛乱,追捕罪犯,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。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。唐朝的驿站遍布全国。据《大唐六典》记载,驿站包括水驿、陆驿和水陆兼办三种,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有两万多人,其中驿夫17000人。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。唐朝的驿,拥有马匹也很多,一般大一点的都亭驿,配备马75匹;诸道的驿,配马少则八匹,多的达到60匹。每驿除一般工作人员外,还驻有驿兵。驿兵也是一支不小的军事力量。著名韩愈写道:“府西三百里,候馆同鱼鳞。”可见驿站之多。驿站中不仅建有样式和规格不同的驿舍,而且还配备有驿马、驿驴、驿船和驿田。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,如陆驿规定马每天走70里,驴50里,车30里。各级官吏使用车马多少,也有一定的限制。当时的官邮线路以京城长安为中心,向四方辐射,直达边境地区,大致是30里一站,全国共有驿站1600多处。唐朝驿传相当准确、迅速。遇有紧急事情,骑马一天能跑300里以上。公元755年,安禄山在范阳(今北京一带)起兵反唐。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(今陕西临潼县境),离范阳约有3000里路程。六天之后唐玄宗就接到了这个消息。可见,当时邮驿的组织和速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。


  驿骑如星流

  取自《古代经济专题史话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

  唐朝还建立了“明驼使”的组织。据明人杨慎考证:这是一种以骆驼为邮驿工具的组织,专门负担传递公文书信。这种骆驼,“腹不贴地,屈足漏明”,能日行千里(《丹铅总录》卷十三)。又一说此驼“腹下有毛,夜能明,日驰五百里”,所以叫做“明驼”(《杨太真外传》卷下)。据说唐玄宗时著名番将哥舒翰就使用过这种“明驼使”,经常派使者乘这种骆驼进京奏事,往往日行500里。杨贵妃也曾私自用“明驼使”将交趾上贡的宝物寄给安禄山。还有,“进奏院”的情报机构也是唐朝中期开始新建立的。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,颇类似现在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。这一机构主要负责传递各地与中央的公文,还要通报朝廷内外的动态。到唐朝后期,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达50多个。进奏院的出现,促进了我国最早的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,这就是《开元杂报》。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中国式的早期报纸。《开元杂报》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,是由进奏院人员编写的,内容包括从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、政治等情报。隋唐时期还出现了“邮筒”,但这不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街道或邮局门前的那种邮筒,它实际上是指一种水上邮件运输工具,用竹筒装信,浮江而下,传递情报。后人称其为“水电报”。此外,当时还有一种“空中通信”,当然也不是现在的飞机航空通信,而是指使用风筝、信鸽等方式。上述这些通信方式的出现,说明隋唐时期通信已为人们广泛重视。一般的通信工具不够了,便想出了这些特别的通信方式。

  隋唐时期驿站(也称驿馆、候馆等)的讲究也是有名的。当时天下最有名的要数褒城驿。这是在今陕西境内的一座馆驿,唐代文人孙樵描写道:“褒城驿号天下第一”,“崇侈其驿,以示雄大”,一岁来此作客者“不下数百辈”(《孙樵集》卷三《书褒城驿壁》)。这座驿的厅堂庭廊极其宏丽,厅外有池沼,可以泛舟,也可以垂钓,闲来还可凭栏赏月,景色迷人。褒城驿如此,其他的驿也不逊色,几乎座座驿馆都是建筑华丽、风景优美的园林。盛唐杜甫曾咏赞过四川的一个驿馆:“驿楼衰柳侧,县郭轻烟畔,一川何绮丽,尽日穷壮观”。诗人李远也有曰:“碧藏云外树,红露驿边楼。”

  从这些驿馆的华丽,可以看出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,但也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。唐朝统治者利用驿传,恣行享乐和作威作福的事是屡见不鲜的。据说杨贵妃爱吃鲜荔枝,每年结实时唐玄宗总要派专人给她从四川涪州运送这种果品。从涪州到长安有几千里之遥,经驿道快马的长途传送,到达京师时要求荔枝鲜味不变,的确不容易做到,途中驿使要累死许多人。这一事实引起当时正直人士的无限愤怒。杜甫写道:“忆昔南海使,奔腾献荔枝,百马死山谷,到今耆旧悲。”晚唐杜牧也写道: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在第一首中,杜甫借汉朝的史实讽喻今人,感叹为了吃上荔枝,人马困乏,惨死山谷,至今父老们为此事还谈虎色变,愁苦万分。在第二首中,杜牧说的是:一路上风尘滚滚,驿马奔驰,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有紧急的军情,却无人知晓这只不过是为了宠妃要吃鲜荔枝,君王以此博美人一笑。这都是抨击时政的佳篇,狠狠批评了封建帝王奢侈浪费不顾人民死活的丑恶行为。到了唐朝后期,由于政局的混乱,驿传越来越不景气,有些原来豪华的驿馆荒芜了。上面说到的褒城驿,中唐以后“日益破旧”,池浑舟坏,厅堂残破,不复成形。这也正是唐朝残破政局的写照。

  宋朝也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朝代。当时中央封建集权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,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,邮驿走向了军事化。首先,由兵部掌管全国的邮驿事务,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、人事调配、递马的配备等,同时枢密院分管驿马的发放、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。这两个机构互相制约,不得擅自专权。其次,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驿人员。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很尖锐,严峻的形势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军事情报的获得,视为头等大事。宋朝把邮件文书的递送同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,从职能上完全分开。馆驿已演变成政府招待所,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,另有名目,总称为“递”,又分“急脚递”、“马递”和“步递”数种。“步递”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,是接力步行传递。“马递”用于传递紧急文书,一般不传送官物,骑马速度较快。在很紧急情况下,又使用了一种叫做“急脚递”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。“急递铺”多在军事上使用,要求在要道上每隔10里设置一个,专门递送紧急的军事文书“特快邮件”。最初规定急递文书每天要跑400里,后来提高到500里。急递的驿马在路上奔驰时,白天鸣铃,夜间举火把,撞死人不负责。当时急递文书采取“铺铺换马,数铺换人”的办法,风雨无阻,日夜兼程。民族英雄岳飞被秦桧陷害,召岳飞回南宋京都临安,一日之内在前线接到的12道金牌,就是由“急递铺”传送的朱漆金字牌。宋朝邮驿的另一个重要特色,就是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专门的通信法规,这就是《金玉新书》。根据现存的《永乐大典》我们知道,这部《金玉新书》共有115条,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,有关赏格的10条,关于邮驿递铺组织管理的内容54条。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广,严格地维护了官方文书的不可侵犯性。从《金玉新书》可以看出,中国封建社会,至少是宋朝时期,政府对邮驿的设施是十分重视的,规定是很严格的,这种“以法治邮”的做法,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。

  我国元朝时期,邮驿又有了很大发展。元朝建立了历史疆域最大的帝国。为了适应对广大领域的统治,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,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。不仅在西域新添了许多驿站,而且把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,形成联结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。元朝在辽阔的国土上,建立了严密的“站赤”制度,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作用。所谓“站赤”,是蒙古语“驿传”的译音,从此我国后来通称驿馆为驿站。站赤制度是一种完整而系统的驿传制度,它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,驿官的职责,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制度等等。那时的驿站,在中国境内就有1496处之多。元朝也仿效宋朝的办法,在各州县广泛设置“急递铺”,约有两万处之多。据元《经世大典》记载:“凡在属国,皆置传驿,星罗棋布,脉络贯通。朝令夕至,声闻毕达。”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在游记中对元朝的驿站也有生动细微的描绘。他说在从元朝京城到各省的四通八达的干道上,每隔几十里就有一座建筑宏伟、陈设华丽的驿站。驿站中饮食起居所需物品,无不俱全。不仅为钦使来往休息之用,而且还接待过往商旅、达官贵人,直至蒙古王侯和国外佳宾。驿站还负责给使者和贵宾配备交通工具,陆行有马、驴、牛,水行有舟,山行有轿,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。据统计,元朝全国共有驿马45000匹,东北的哈儿宾(即今哈尔滨)地区有驿狗3000只。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,主要是水驿运输,有水驿420多处,备驿船5920多艘。这些交通工具和设施,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驿路交通网。但在这庞大的驿路交通网后面,却是站户的悲惨生活。

  “站户”,顾名思义,即服务于驿站的人户。元代驿路很多,所需费用也很浩大,元代统治者便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,让一些人户专门承担驿站的差役及其费用。站户大部分原先是普通农牧民,他们负担沉重。首先,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。这是一笔很不小的负担,尤其当王公贵族大官出使时,更是山珍海味,奢侈异常。其次,还要供应使者的交通工具,主要是马、牛、驴、狗以及车辆。还要包括常年的饲料、牲畜和车的配件。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。再次,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,如为使臣充当向导、车夫、船夫、搬运工等。这些差役都是无偿的,还要自备饮食。站户们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,有的实在坚持不了,只好背井离乡,四处逃亡,备受摧残,甚至老死在荒郊野外。元代诗人许有壬有首诗描写他们的悲苦生活说:“盛冬裘无完,丰岁食不足。为民籍占驿,马骨犹我骨。束刍与斗菽,皆自血汗出……”(《至正集》)。意思是:数九寒冬我还披着一件破烂的皮子,连丰收的年景也难以吃饱饭。当上了入籍的站户,就像被役使的马那样受苦。缴出的一束干草一斗粮,都是我的血汗所出!最后,这首诗为贫寒的站户喊出了不平的呼声:“生儿甘作奴,养马愿饲粟”,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做马、贱如奴隶吗?这首如实地反映了元代站户的悲惨生活。

  明清两朝的邮驿,基本上是沿袭旧制的。驿站的设置和使用同前朝一样,仍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。过往人员投宿,必须持有官方的通行凭证,并要进行登记。根据来客的身份和官品,驿站对住宿房屋、食物供应和交通工具作出相应的安排,体现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。但随着社会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,也进行了某些邮驿改革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元朝末年驿站混乱的教训,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。他明白规定:“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”(《昭代王章》),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,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。他颁布了“应合给驿条例”,限定了符合用驿条件的人员,其他人一律不得“擅自乘驿传船马”,违者重罚,并亲自处罚了一个开国功臣和他自己的两个女婿。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改革家、万历年间(公元1573—1620年)的宰相张居正在对赋税、吏治改革的同时,对邮驿进行了改革。他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,提出六条新规定。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;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,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;除邮驿供应外,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;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到任、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,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,不得动用驿站的交通工具等。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,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。据统计,经过整顿后,全国共减少邮驿经费1/3左右。在改革中,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,从身边做起。他的儿子回老家参加科举考试,不用官府邮驿,而是出钱自己雇车。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,他也不动用驿车驿马,而是骑着毛驴回乡祝寿。同时,他对那些违反规定的官员,也绝不手软。有一个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驰驿,被他革了职。这一处分使得朝野很为震动,许多官吏不敢再为非作歹了。张居正的改革,老百姓“欢呼歌诵”,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是,这时的明朝政府已经腐朽得不可救药,这些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他死后不久,生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全被废除了。

  清代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“邮”和“驿”的合并。在清朝以前,虽说某些文书上常常“邮驿”合称,但实际上邮驿是两种职能不相同的组织机构。从汉唐以来,一直是“邮”负责传递公文,是一种通信组织,也称为“递”,或称为传,而“驿”实际上是只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工具、通讯工具并兼有招待所性质的组织。二者互为补充,但毕竟是两套组织系统。清朝时期,这种组织融为一体了。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,变成直接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。这样,通信系统比先前机构简化,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清朝驿站比明朝更为普遍,在一些边远的县级地区,新设了“县递”的机构。这种机构负责县间通信,弥补了干线驿站的不足。另外在东北、华北北部、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,清政府还开辟了许多新的驿道,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。这些机构,随地区而名称不同,大部分称“驿”,军用称“站”,新疆、甘肃地区称为“塘”,北方蒙古地区称为“台”,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“所”等。清朝统治者根据边疆各地的不同情况,继承以往各代边驿的优点,在全国建成了繁密的通信邮驿网。清朝人钟奇说:“我朝边围驿站之政,到高宗而集其大成。”高宗就是乾隆。意思是乾隆时我国古代邮驿事业达到了高峰。那时,商业和人员交往也大大增多,不少驿站接待范围逐步扩大,来往客商也都纷纷进住这种官方的旅馆。在江苏苏州姑苏驿站的大门石柱上,有这样一幅有趣的楹联:“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,悬灯待月邮亭远映胥江。”它形象生动地反映出驿站热情接待旅客的情景。

  清朝中叶以后,帝国主义侵入,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,驿政废弛,驿递迟缓。随着近代邮政的建立,古老的邮驿制度就逐渐被淘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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